从去年9月开始，嫌疑人高某、薛某“当”起了记者。
在骗局中，高某自称是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主任，薛某自称是中国综合新闻快报记者。二人谎称可以以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的名义给当地政府发“督办函”，需要核实访民的诉求、督促解决，或者对上访事由进行网上揭秘，以此对访民收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的“采访费”。为了让骗局更逼真，他们还特意在国家信访局附近租了一间房屋，作为中国廉政研究内参编辑部的办公地址，也是与访民见面的地方。
作案时，高某、薛某并不主动联系访民，而是通过在信访局附近供应《信访条例》的闲散职员申某、陈某等“粘活”。这类人长期在信访局周围活动，与访民接触频繁，他们在兜售有关册子的同时，谎称上访不可以解决问题，鼓吹要找熟人、找记者公开揭秘才能起到成效。访民上钩后，申某等人便介绍出高某、薛某。
被害人吕先生说，薛某听完我们的事情后，说“小事一桩”，可以进行采访报道，但编辑部要收8000元“采访费”。吕先生感觉可以同意，便把上访材料和钱交给了薛某。过了几天，薛某告诉吕先生文章已经发到了某网站，吕先生上网一看果然有自己反映的状况。然而没过多长时间，该网站就关闭了。
高某交代，除去将有关材料发到自己创建的网站上，假如被害人需要，他们还会依据访民提供的材料写出“督办函”，发到地方政府。
据调查，中国廉政研究内参并不是国家新闻出版总局批准的合法刊物，其所寄材料性质也并不是“公函”；有关网站都是嫌疑人自己注册的，与国家权力机关无关，没办法解决访民诉求。
嫌疑人李某过去是一家报社的记者，后由来故被撤销了记者证，但他仍以记者的身份自诩，并找到闲散职员侯某作为搭档，专门探寻身边违法违纪的现象。
去年9月的一天，李某和侯某走到一处政府机关门口时，发现路边停着两辆牌照相同的汽车，并且一辆车身上印有公务车的标识。李某感觉这非常可能是公务车套牌，于是拍下照片。李某还发现公务车里面放着两条高端烟，于是也拍了照。
李某把“采访状况”写成材料，以记者的身份寄给该政府机关，称要作为负面典型报道或者直接上报有关部门。过了不久，李某就接到该机关常先生的电话，说要面议此事。见面后，李某单刀直入说不想这件事揭秘，就要拿好处费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常先生最后给了李某22000元。
这并非二人惟一的一次敲诈，侯某供述称，2012年他因一块交通事故被交警扣押了驾照，但交警在处置过程中存在着肯定的不当行为，侯某把执法记录用手机拍了下来交给李某。侯某说，几天后，当时处置事故的交警便主动找他道了歉，并给了他500元钱。侯某觉得，这也是李某的“记者”身份发挥了用途。
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指出，假记者泛滥，紧急破坏了大众媒体的公信力。对于该类犯罪，第一要毫不手软地针对个案进行打击，此外，更要从源头上进行遏制。
“假记者非常懂社会形势和被害人心理，了解什么人被诈骗容易上钩，什么人被敲诈不敢报案。只须抓住了被害人的"小辫子"，就能任意摆布。”检察官说，无论是让人骗的访民，还是被敲诈的公职职员，都要剪掉这个“小辫子”。
针对上访职员，有关部门要普及合法上访的渠道、步骤及有关规范，公开容易见到诈骗方法，对访民进行警示教育；另外，还要加大对上访的管理力度，对上访事件进度、结果准时反馈，让访民充分信赖。当合法渠道被同意，所谓揭秘、发函的骗术自然就没了存活空间。
公职职员要剪掉“小辫子”，不可以靠打击报复，也不可以息事宁人，要在工作中依法行政，按规办事，只有我们的身正，才可以打击假记者的歪风。
